高考成績出爐那天，我的分數剛好擦過清北線。班主任激動得拍桌子：“沈鳶，你是咱們縣城五年來第一個！”我媽在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問了一句：“學費貴不貴？”
第二天，我繼父張德勝把一張中專錄取通知書拍在桌上。“學幼師好，畢業包分配，離家近。”我盯著那張薄紙，又抬頭看了看縮在沙發一角不敢吭聲的母親，忽然笑了。我把那頁通知書撕了，撕得粉碎，碎屑揚起來像一場雪。
張德勝霍地站起來，揚手要打。我沒躲，掏出手機，撥了一個號碼。電話接通，我按下免提，對著那邊輕輕說了一句：“哥，手續辦好了嗎？”那邊是標準的普通話，冷而穩：“好了。董事長催你回京。”
后來所有人都說，沈家那丫頭翅膀硬了。他們不知道，我翅膀硬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從張德勝把我親爹的遺照扔進煤棚那天起，我就硬了。
1
我的身世是縣城那個圈子里長久不衰的談資。
生父沈時寒，九十年代的大學生，赤手空拳在省城做建材生意發了家。我媽那時是供銷社的售貨員，漂亮得全城有名。兩人的婚禮辦了三天，風光無限。后來我爸生意越做越大，應酬越來越多，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媽一個人帶著我在空蕩蕩的別墅里住著，白天打麻將，晚上抱著電話和我爸吵架。
八歲那年，我爸出車禍走了。****，葬禮上她一滴眼淚沒掉，穿著黑裙子站在靈堂前，臉上的表情與其說是悲傷，不如說是茫然。三個月后，她拿著我爸留下的存折、房產證和股權證明，嫁給了一個叫張德勝的男人。
張德勝是她打麻將認識的。縣城里的混子，離過婚，開過**攤，倒騰過二手摩托，一張嘴能把死人哄笑。我媽帶著我爸的全部遺產嫁過去，改名張宅，大院門口“沈宅”的銅牌被張德勝摘下來賣了廢鐵。
從那天起，我就不叫沈鳶了。他們叫我“拖油瓶”。
2
張德勝有一兒一女。兒子張浩，比我大三歲，不愛念書，熱衷在縣城網吧打游戲和騎改裝電驢炸街。女兒張萌，和我同歲，成績和我差了至少八條街。在這個家里，頓頓飯菜上桌，雞腿是張浩的，魚肚是張萌的，我是那個只能就著菜湯扒飯還經常被嫌棄吃太多的人。衣柜里新衣服分成兩堆，一堆是張萌的，塞滿了裙子、**和各種亮閃閃的玩意兒，另一堆是我的——親戚家不要的舊校服，褲腿短了挽起來繼續穿。過年的時候張德勝會給兩個孩子一人一個大紅包，而我的那一份，他會當著全家人的面遞給我媽，然后說：“她那份先記賬上。”
賬記了十一年，從來沒有兌現過。
張德勝總用一種厭惡的目光看著我，那種厭惡沒有來由卻根深蒂固，好像我活著本身就是對他的一種冒犯。起初我不懂，后來才知道，他從我媽手里拿走的我爸的那些公司股份，當年被我爸生前立好的遺囑****寫明了——等我成年后全部歸還。可那一天還早，他還有足夠的時間揮霍。所以我得忍。高考是我唯一的**，只要我考上大學走出這個縣城，誰都攔不住我。
3
查分那天，張德勝難得給了我一個好臉。
他的好臉不是因為我的分數——他根本不在意我能考上什么學校。他笑的是我那個剛好擦過名校線的分數，夠高，又不夠高到太遠的地方。他有自己的盤算，縣城的中專幼師專業包分配，離家近，“知根知底”。我那點分數在縣中是普高的清北苗子，沒人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把那張中專錄取通知書拍在桌上，讓我簽字。我撕了通知書，他愣住了。我拿出手**了個電話。他的臉從紅到白，從白到青。
“哥，手續辦好了嗎？”
我口中的“哥”叫周衍，我爸生前的遺囑執行律師，也是省城周氏律所的合伙人。我爸走后，張家把我爸的遺物扔進煤棚，只有周衍趁張家出門吃酒的間隙偷偷來看過我，塞給我一個舊手機，說：“里面存了我的號，隨時能打通。**留了東西給你。”
我問他留了什么，他沒有細說，只說等我成年了，該是我的，誰也別想搶走。
這些年來我靠著那個舊手機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