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春天，是從腳手架上長出來的。
先是法租界那邊，法國梧桐剛抽芽，工人們就爬上了淮海路上那棟六層高的公寓樓架子。接著是外灘，匯豐銀行的新樓要加高，鋼架子像巨獸的肋骨，一根根戳進灰蒙蒙的天里。最后是閘北，廠房、倉庫、弄堂房子，像雨后的蘑菇，一夜之間就冒出了無數個工地，無數個腳手架。
老石蹲在閘北寶山路的一個工地旁，手里捏著半個冷燒餅。燒餅是昨晚在路邊攤買的，放了半夜，硬得像塊磚。他掰下一小塊，含在嘴里，用唾沫慢慢泡軟，然后慢慢地嚼。牙齒不好，左邊掉了兩顆大牙，嚼東西時右臉鼓出個包，像含了個核桃。
天還沒亮透，工棚外的空地上已經蹲了幾十號人。都是“點工”——臨時工，日結，干一天活拿一天錢，明天有沒有活，看運氣。這些人里，有像老石這樣干了十幾二十年的老手，也有剛從鄉下逃荒來的生瓜蛋子。但蹲著的姿勢都一樣：佝僂著背，低著頭，眼睛盯著地面，像一群等待被挑選的牲口。
“喂，老石。”
一個穿黑綢短褂的男人走過來，手里拿著個賬本。他是這片的工頭，姓馬，都叫他馬大牙，因為他左邊有顆金牙，說話時金光閃閃。
“馬爺。”老石站起來，腰彎得很低。
“今天有批磚要上三樓，三個人一組，一天四毛。干不干？”
“干，干。”老石點頭，點得像雞啄米。
“那行，算你一個。”馬大牙在賬本上記了一筆，“老規矩，卯時上工，酉時下工，中午歇半個時辰。磚要搬到三樓東頭，手腳利索點，摔一塊磚，扣一天工錢。”
“曉得了，曉得了。”
馬大牙又點了兩個人，一個是山東來的劉大個，另一個是生面孔，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瘦得像根竹竿，眼睛很大，怯生生的。
“你，新來的？”馬大牙問。
“是，俺叫二柱，**蘭考的。”小伙子說話帶著濃重的鄉音。
“搬過磚沒？”
“搬過，俺在老家蓋過房。”
“那行，跟著老石學學規矩。”馬大牙揮揮手，“去那邊領牌子。”
牌子是竹片做的，用紅漆寫著編號。老石領到的是“丙字七號”，劉大個是“丙字八號”，二柱是“丙字九號”。竹片用麻繩穿著，掛在脖子上，貼著胸口，涼冰冰的。
“石叔，俺……俺有點怕。”二柱湊過來，小聲說。
“怕啥？”老石看他一眼。小伙子臉上還帶著稚氣，嘴唇上剛冒出茸毛，眼睛清澈，像沒被這世道污染過的水。
“俺聽說，上海工地……常死人。”二柱聲音更小了。
老石沉默了一會兒，從懷里摸出個布包，打開，里面是塊麻石，鵝卵大小，磨得光滑，在晨光里泛著青灰色的光。他把麻石塞進二柱手里：“拿著，辟邪的。我帶了二十年，沒出過事。”
二柱握著麻石，石頭是溫的，帶著老石的體溫。他點點頭，把麻石小心地放進懷里。
工地是棟正在蓋的棉紗廠倉庫，三層，磚木結構。腳手架是毛竹搭的，用麻繩捆著，風吹過來“吱呀”響。地上堆著成山的青磚，每塊磚有十斤重，兩個人抬一摞，一摞二十塊，兩百斤。
老石和劉大個搭伙，二柱和另一個老工人一組。扁擔是毛竹的，兩頭包著鐵皮，中間磨得發亮，能照見人影。老石把扁擔扛上肩，試了試分量，然后蹲下，劉大個把一摞磚抬起來，穿進扁擔。
“一、二、三——起！”
兩人同時發力，扁擔“嘎吱”一聲，彎成了弓。老石只覺得肩膀一沉，膝蓋微微一彎，但很快穩住了。他直起腰，邁開步子，往腳手架走去。
從磚堆到腳手架，約三十步。碎磚鋪的路，坑坑洼洼。老石走得很穩，一步一步，踩得很實。他搬了二十年磚，走過無數這樣的路，閉著眼睛都能走。肩膀上的皮早就磨出了老繭，硬邦邦的，像多長了一層骨頭。
腳手架是斜的，搭著跳板，寬不過兩尺。跳板是松木的，浸了露水，又濕又滑。老石走在前面，劉大個在后面，兩人配合默契，腳步一致，扁擔隨著步伐上下顫動，但磚摞穩穩的，不搖不晃。
“石哥，你這身手，不減當年啊。”劉大個在后面說。
“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