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了辛苦了。”他說，“這么早叫你過來，實在沒辦法。家屬那邊催得緊。”
“沒事。”
他帶我穿過走廊。省館的走廊比縣館寬兩倍，地板擦得锃亮，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茉莉味空氣清新劑的味道。很高級。我們縣館用的是檸檬味，十塊錢一瓶的那種。
“死者什么情況？”我問。
“四十一歲，投行的，在國金中心那邊上班。”李館長翻了翻手里的文件夾，“前天下午從辦公室跳的。目擊者說他在窗前站了大概十分鐘，然后推開窗戶就跳下去了。”
“辦公室在十六樓？”
“對。砸在裙樓的空調外機上。臉先著地。”
“通知家屬了嗎？”
“通知了。妻子在外地出差，正在往回趕。父母***，訂了明天的機票。”李館長合上文件夾，看了看我，“家屬要求修復面部。說想讓孩子跟爸爸最后道個別。”
這是我最怕聽到的話。不是因為修復難度大，而是因為“讓孩子道別”這四個字。這意味著我必須把一張完全碎掉的臉，恢復到讓一個孩子能認出來的程度。不是簡單的“家屬滿意”，是“孩子能接受”。
“明白。”我說。
遺體在冷庫的三號臺。
我穿上隔離服，戴上口罩、手套，對著**室的鏡子整理了一下。鏡子里的人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三十五歲，眼睛下面有青色的黑眼圈，眼角的皺紋比我爸當年還深。我把**往下拉了拉，遮住已經后退的發際線。
推開冷庫的門，一股冷氣撲面而來。不是寒，是遲鈍的涼。像是站在深秋的風口，每一寸皮膚都被緩緩抽走熱量。
三號臺。
天靈蓋、顴骨、頜骨——全是碎的。鼻骨嵌進鼻腔，眼眶錯位，嘴唇撕裂縫合需要至少三層。枕部相對完整，頭發還在，沾著一些碎玻璃。從十六樓墜下，沖擊力相當于被一輛時速六十公里的車正面撞擊。
空調外機接了一下，沒有緩沖意義。只讓受力更不規則。
我對著這具遺體站了很久。不是因為無法下手，而是在腦內建模。從哪里開始重建，用什么材料填充，皮膚縫合的走線方向，最后妝容的色調——所有這些必須在動手之前想清楚，否則做到一半發現不對，推倒重來就難了。
這就像做一個三維拼圖。只不過拼圖的碎塊是自己掉的，他的碎塊是撞出來的。
上個月也接過一個墜樓的。五樓。家屬包了個紅包私下找我，說死者生前很愛美，希望走得漂亮點。那具遺體其實損傷不重，主要是骨折和內出血。我給他做了**——面部上妝，發型固定，連手指甲都修了。
家屬看到的時候，哭得幾乎暈過去。說謝謝。
這份工作里，我聽過最多的詞就是“謝謝”。但那是因為死者不能說話。如果他們能開口，他們會滿意嗎？我從來不知道答案。也不想知道。
我開始工作。
第一步是清理。用生理鹽水沖洗面部創口，剔除嵌入皮膚的碎玻璃和混凝土顆粒。動作要輕，因為有些皮膚雖然還連著，但已經失去了彈性，一扯就會掉下來。我像一個考古學家，用鑷子和小刷子一層一層地清理，偶爾停下來用紗布吸掉多余的液體。
清理到右手的時候，我發現他攥著拳頭。死后肌肉僵直——醫學上叫尸僵——手指蜷縮得很緊。我試著掰開，紋絲不動。于是我用溫水浸過的毛巾包住他的手，等待肌肉在溫度下慢慢松弛。
大約十分鐘后，他的手指松開了。
掌心里有東西。
是一張照片，和一張對折的紙。
照片被汗水浸過，表面有一層模糊的鹽霜。上面是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站在小學門口回頭笑。照片邊緣被裁剪過，原本應該是兩個人的合照——我可以看到小男孩旁邊還有半條胳膊和一個大人的肩膀。那個大人被剪掉了。
對折的紙是一封信。
我放下照片，把那封疊得整整齊齊的信展開。信紙質量很好，是那種燙金邊的便箋，抬頭印著“國金中心”四個字和一行英文。他用的是一支黑色水筆，字跡很用力，有些地方幾乎把紙戳破。
信不長。只有大半頁。但每一個字都像是刻上去的。
我逐字逐句地讀。
然后我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