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護校學生，二十歲，眉心有痣。第二具，1995年11月，會計，二十五歲，眉心有痣。第三具，1996年8月，無業(yè)，二十二歲，眉心有痣。**具，1997年5月，文員，二十九歲，眉心有痣。第五具，1998年2月，幼師，二十六歲，眉心有痣。第六具，1998年9月，研究生，二十四歲，眉心有痣。
第六具之后，案件就停了。卷宗上最后一條記錄是1999年3月：“專案組解散，案件暫存。”我翻到第六具的詳細資料。死者叫宋棠，師范大學研究生，二十四歲。她被發(fā)現(xiàn)的位置和其他人不同，離岸邊更近，說明兇手當時可能受到了驚擾。尸檢報告上有一行鉛筆小字，是老隊長陳國良寫的：“死者胃內(nèi)容物有未消化的紅豆粥，推測死亡時間為餐后兩小時內(nèi)。”我用手機拍下了那張照片。
然后我看到卷宗最后一頁夾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寫著七個字：“還差一個，她最好。”筆跡不是陳國良的，是某個人留的。我手指冰涼。還差一個。1998年9月之后，應該還有第七個。
第七個是我。
1998年10月17日，周五，雨。我記得那天。我放學后一個人走在回家的巷子里，雨不大，但我沒帶傘，低著頭跑。一個人在巷口叫住我，問某某路怎么走。我停下來給他指路，他說聽不清楚，讓我走近一點。我走近了。然后我聞到了他身上的味道——很淡的消毒水味，混著某種類似****的化學氣味。后來我學了犯罪心理學，才知道這叫“觸發(fā)記憶”。但當時十二歲的我，只覺得那個味道讓我頭皮發(fā)麻。他伸出手，像是在等我靠近。我沒有。因為那天我發(fā)燒三十八度七，整個人昏昏沉沉，只想回家躺下。我含糊地說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就跑掉了。
第二天，陳國良來我家附近走訪，拿著一個素描畫像敲了每一戶的門。我媽不在家，我開的門。他問我有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男人，我把畫像看了很久，搖了搖頭。不是沒見過，是我不敢說。十二歲的我，不知道自己差點成了第七具**。只是隱隱覺得那個人身上的消毒水味不屬于任何一個我認識的職業(yè)——他不是醫(yī)生，巷子附近沒有醫(yī)院，沒有診所。我關(guān)上門，把那個味道關(guān)在門外，一關(guān)就是二十三年。
三天后，第二具**出現(xiàn)。死者叫溫晴，二十六歲，花藝師。同樣是雨夜失蹤，兩天后在南城一個廢棄的廠房里被發(fā)現(xiàn)。死因、勒痕、清洗、修剪指甲、疊放衣物——一模一樣。但這一次，他留下了一個東西。溫晴的手心里，握著一粒紐扣。不是她的紐扣，是男式襯衫的第二顆紐扣。法醫(yī)說紐扣被攥得很緊，幾乎嵌進肉里，是在極度恐懼中用力抓住的。兇手可能在撕扯中沒注意到。
更關(guān)鍵的是，紐扣上提取到了微量DNA，不完整，但足夠做一個Y染色體比對。“這是一個信號，”韓青說，“他開始慌了。不，”我說，“他不是慌。他是故意留下的。”
會議室所有人看著我。“你們看這粒紐扣的位置，”我指著照片，“左手，掌心，四指并攏，拇指壓在食指上。這不是一個‘抓住’的動作，這是一個‘托舉’的動作。兇手把紐扣放進她手里，然后合上了她的手指。”韓青皺了皺眉：“他要我們找到他？他想要我們知道，”我說，“他回來了。二十三年前他沒做完的事，他現(xiàn)在要完成。那粒紐扣不是失誤，是簽名。”
會議室又安靜了。我看向白板上兩個新死者的臉，忽然覺得哪里不對。我把她們和舊案六張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你們看，”我說，“舊案的受害者——護校學生、會計、美院學生、文員、幼師、研究生。職業(yè)不同，年齡不同，但都有同一個特征點：眉心的痣。而新的兩個——舞蹈老師和花藝師，眉心沒有痣。”
韓青站起來，走到白板前：“什么意思？他的選型標準變了，”我說，“或者說，他的‘需求’變了。以前他在找一張臉，現(xiàn)在他在找一個感覺。跳舞的、插花的，都是和‘美’相關(guān)的職業(yè)。他不再只是想要那個長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