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樹------------------------------------------。。窗簾縫里透進來一點光，青灰色的。什么聲音都沒有。。胸口悶悶的，像壓著什么東西。，李長河還活著。蹲在院子里挖坑，褲腿全是泥。回頭沖她笑，說，石榴好，多子多福。，推開屋門。。樹**她腰還粗。今年剛掛果，青皮，硬邦邦的。三十年了。，院子里就一棵歪脖子棗樹。李長河說棗樹不吉利，棗棗的，跟“早早的”一個音。他跑了二十里路，從苗圃抱回這棵石榴苗。挖坑，施肥，培土，忙活一下午。“石榴好。多子多福。”他站在坑邊，褲腿全是泥，回頭沖她笑。，辮子又黑又粗，站在門口看他干活，心里想，這人實在，跟定他了。，年年開花，年年結果。李長河走的那年，石榴結得特別多，壓彎了枝。王嬸一個沒摘，讓它們在樹上裂開，露出里面的籽。麻雀來啄，她也不趕。，她摘幾個最大的，放李長河遺像前。他不在了，但石榴還在。看著石榴，就像看見他蹲在院子里挖坑的樣子。，拆遷隊來了。。一個拿卷尺的小年輕，一個夾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小年輕量房子，中年男人站在石榴樹下，仰頭看。“這樹有些年頭了。三十年。”王嬸站在門口，攥著圍裙。
“得移走。”
“不能移。”
中年男人轉頭看她，笑了笑。眼角的褶子堆在一起。
“嬸兒，**您是知道的。院子里的附著物，按規定補償，但樹得自己處理。您要是舍不得，可以移走，找個地方重新栽。”
“移不活。”王嬸說，“他栽的時候我問過，能不能挪。他說石榴樹根淺，挪了活不成。”
“他？”
“我男人。”
中年男人沉默了一下。低頭看樹，又看王嬸。
“嬸兒，我去幫您問問。樹跟人不一樣，人挪活，樹挪死。但有時候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石榴樹的葉子落在他肩膀上。他抬手拂掉，動作很輕。
王嬸追出去：“同志，您貴姓？”
“免貴，姓趙。趙大柱。”
那年趙大局還叫趙大柱，街道辦主任。頭發還沒染，鬢角有些白。笑起來，褶子堆在眼角，讓人看著就放心。
一周后，趙大柱又來了。
坐在王嬸家八仙桌前，面前一杯茶。王嬸把茶杯擦了三遍。她這輩子沒跟**的打過交道，手腳都不知往哪放。
趙大柱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燙得吸溜嘴。
“嬸兒，您這茶，比我們單位的好喝。”
王嬸被他這一吸溜逗笑了。緊繃著的肩膀松下來。
“嬸兒，樹的事，我幫您問了。”趙大柱放下茶杯，手指蘸了點茶水，在桌面上畫了個圈，“**上有規定。但規定是規定，執行是執行。我給您出個主意——您先簽協議，樹的事我后面幫您協調。等拆遷完了，總有邊邊角角的地方，種棵樹不礙事。”
那個圈，圓得很。茶水在八仙桌上洇開，慢慢變成一個深色的印子。
“補償款呢？”
“補償款我給您爭取最高的。”趙大柱抬起頭，眼睛亮亮的，“嬸兒，我跟您交個底。老街這一片，補償標準有浮動空間。別人我不說，但您這情況特殊——一個人守著這院子這么多年。我趙大柱要是辦不好您的事，我爹在天上都不答應。”
王嬸眼眶紅了。
她想說，李長河走的那天，拉著她的手說，秀英，院子里的石榴樹，你幫我看著。
她沒好意思說出口。
趙大柱看出來了。他什么都沒問，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嬸兒，您放心。”
王嬸點了頭。
簽字那天，趙大柱親自帶著文件來的。一式兩份。他指著空白處讓她簽名，說另一份是留底的，不用細看。
王嬸拿起筆，手有點抖。她不識字，只會寫自己名字——王秀英，三個字，練了大半輩子。
簽完。趙大柱把其中一份折好，放進公文包。另一份遞給她。
“嬸兒，這份您收好。”
王嬸接過來，看了看，看不懂。但她看見趙大柱的笑，跟那天在石榴樹下一個樣。
她把文件鎖進柜子。老榆木柜子，李長河打的，鎖頭都銹了。鑰匙用紅繩穿著，壓在枕頭底下。
這一鎖，就是五年。
五年里發生了很多事。
趙大柱不叫趙大柱了，叫趙大局。調去了區里，副局長。衣服越來越挺括，頭發染得烏黑。笑起來還是六顆牙，但王嬸總覺得哪不一樣了。說不上來，就是不一樣了。
拆遷拖了一年又一年。有人搬走，有人還在等。王嬸沒搬。她等趙大局說的那個“邊邊角角的地方”，等她把石榴樹挪過去。
直到隔壁街道的王麻子搬家那天，喝多了酒，說漏嘴。
“你們知道個屁！人家建設路那邊，跟咱們一樣面積，補了五十二萬！咱們才多少？三十！二十多萬的差價，喂狗了？”
王嬸正在院子里摘石榴。手一松。石榴掉地上，裂了。
她想起茶水畫的圈。想起“我給您爭取最高的”。想起趙大柱把另一份文件折好，放進公文包的動作。
那份“留底”的文件。
她進屋，打開老榆木柜子。文件還在，壓在一堆舊衣服下面。翻出來，翻到最后一頁。右下角，街道辦公章，紅戳。公章旁邊，一行手寫小字。
***數字。三，后面跟著一串零。
三十萬。
她拿了文件，去找老孫頭。老孫頭識幾個字，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
“王嬸，這上面寫的，三十萬。”
“只有三十萬？”
老孫頭又仔細看了一遍。“這紙上寫的，就是三十萬。沒有五十二萬。”
王嬸拿著文件，手抖得比簽字那天還厲害。
她去區**找趙大局。門衛擋了駕，說趙局長在開會。她在樓下站了很久。玻璃窗亮閃閃的，陽光刺得眼睛疼。進進出出的人都看她，看一個鄉下老太婆站在大門口，手里攥著一沓紙。
沒人停下來問她。
回家路上，路過老周的攤子。
老周正在收攤。看見她，手里的油條夾子停了。
“王嬸，咋了？”
王嬸張嘴，沒說出話。眼淚先下來了。
老周把最后一個客人打發走，拉過馬扎讓她坐下。周嫂從屋里出來，端了碗豆漿，加了糖，放她手里。
“喝。”
王嬸喝了。燙。眼淚掉進豆漿里。
“老周，我那二十萬，沒了。”
老周蹲在她面前，沉默了一會兒。
“他畫的圈，還在嗎？”
“什么圈？”
“趙大局在你家八仙桌上畫的圈。”
王嬸愣住。那個茶水畫的圈，在桌面上洇開，慢慢變成一個深色印子。后來她擦過好幾遍，用洗潔精，用抹布使勁搓。還能看見。淡淡的，但還在。
“在。”
“留著。”老周把圍裙解下來，搭在攤子上，“總有一天，有人會問那個圈是什么意思。到時候，你得說得出來。”
王嬸看著老周。這個炸了三十年油條的男人，眼睛里有一種東西。她說不上來是什么。
像油鍋里的油條。不急。
那天晚上，王嬸回到家，把文件重新鎖進柜子。鑰匙用紅繩穿了，掛在脖子上。貼在胸口，涼涼的。
她走到院子里。石榴樹還在。月光照在青皮石榴上。她數了數，數不清。
伸手摸樹干。樹皮粗糙，溫熱。像李長河的手。
“長河，”她輕聲說，“那二十萬，我一定要個說法。”
石榴樹的葉子沙沙響。
巷子深處傳來老周二出租車的引擎聲，漸漸遠了。老街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又一盞一盞滅了。王嬸屋里的燈亮到最后。
她坐在八仙桌前。桌面上那個茶水畫的圈，淡淡的，還在。
她伸手摸了摸。
五年了，還沒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