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職第一天，遇上最沉的卷宗------------------------------------------：入職第一天，遇上最沉的卷宗，深秋，北方省城。，天還沒完全亮透，城市像一頭剛從冬眠里醒來的巨獸，緩慢地吐著渾濁的氣息。我站在刑偵總隊的大門前，仰頭看著那枚在晨光中泛著冷光的警徽，心里涌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亢奮。，二十四歲，剛從**學院畢業，被分配到市刑偵總隊打拐支隊。，“打拐”這個詞，在報考的時候我根本沒仔細看。那時候滿腦子想的都是刑偵、現場、槍戰、追車，是電視劇里那種一腳踹開門、槍口對準罪犯的英姿颯爽。分配結果出來那天，我甚至還百度了一下“打拐支隊是干什么的”，搜出來的第一條結果是“打擊**婦女兒童犯罪”。，也行，反正都是抓壞人。，沉默了好一會兒，然后說：“這活兒苦，心苦。”。，里面裝著一本《刑事偵查學》、一個筆記本、兩支筆，還有我媽硬塞給我的一盒茶葉——“到了單位，給領導泡茶，嘴甜一點。”，現在的領導不吃這套。。走廊的燈是聲控的，我每走幾步就要跺一下腳，腳步聲在空曠的走廊里回蕩，像某種奇怪的儀式。墻上的宣傳欄貼著“打擊**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的紅色**，邊角已經翹起來了，露出下面發黃的墻面。，走廊盡頭。，門開著，里面煙霧繚繞，像進了廟里。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坐在辦公桌后面，面前攤著一堆文件，左手夾著煙，右手在文件上劃著什么。他頭發半白，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襯衫，領口微敞，臉色蠟黃，眼袋很深，是那種長期熬夜、煙酒過度的人才有的憔悴。，眼神像一把鈍刀——不鋒利，但沉，沉得能把人壓住。
“新來的？”他聲音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
“報告，陸崢，**學院2010屆畢業生，今天報到。”我站得筆直，聲音盡量洪亮。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臉上停留了幾秒，然后“嗯”了一聲，朝對面的椅子努了努嘴：“坐。”
我坐下，把包放在腳邊，等著他說話。他沒理我，繼續看文件，煙灰燒了老長一截，掉在桌上，他也不彈。辦公室里安靜得只能聽見墻上掛鐘的滴答聲和一個老式電腦風扇的嗡嗡聲。
我偷偷打量四周。辦公室不大，二十來平米，放了兩張辦公桌、一個鐵皮文件柜、一塊白板。白板上貼滿了照片和紙條，用紅線連來連去，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照片上的人臉模糊，有的是監控截圖，有的是模擬畫像，有的干脆就是一張空白的人形輪廓。白板最上方，用紅色馬克筆寫著兩個大字——“梅姨”。
我的心跳了一下。
這個名字我在學校的案例庫里見過。不是教材上的正式案例，是師兄們口口相傳的“都市傳說”級別的案子。據說有一個女人販子，在南方多個省份流竄作案十幾年，**了數十名兒童，至今沒有被抓到。傳說她心狠手辣、行蹤詭秘，連真名都沒人知道。
我一直以為那是故事。
男人終于放下手里的文件，把煙頭摁滅在滿滿當當的煙灰缸里，站起來，走到我面前。他比我矮半個頭，但站在我面前的時候，我莫名覺得他很高。
“我叫梁海東，打拐支隊支隊長，你可以叫我老梁。”他的聲音還是那樣沙啞，“從今天起，你跟著我。”
“是，梁隊。”
“別叫梁隊，叫老梁。”他轉身走向角落里的鐵皮文件柜，從腰間取下一串鑰匙，嘩啦啦地翻找。那串鑰匙少說有二十把，每一把都磨得發亮。他找到其中一把，**柜鎖里，擰了兩圈，發出沉悶的“咔噠”聲。
鐵皮柜門開了。
我聞到一股味道——不是霉味，是那種紙張存放太久、混合著灰塵和時間的氣味，有點像老圖書館的角落，又像多年無人問津的檔案室。
老梁從柜子里搬出一摞東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摞卷宗。
半尺厚，少說有兩三百頁。紙頁泛黃，邊角磨損，有的地方被翻得起了毛邊，有的頁面貼滿了補充材料的便簽條。封面是牛皮紙的，上面用黑色馬克筆寫著一行字，字跡已經有些褪色，但依然清晰：
“系列**兒童案·重點在逃人員：梅姨”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是用藍色圓珠筆后加上去的：“建檔時間：2005年3月。”
五年了。
這摞卷宗在這個鐵皮柜子里躺了五年。
老梁把那摞卷宗往我面前推了推，發出沉悶的“咚”的一聲。“從今天起，你跟著我啃這塊硬骨頭。”他點了點卷宗封面，“全支隊，乃至全國打拐線上，沒人不知道這個名字。”
我伸手翻開第一頁。
第一頁是一張模糊的模擬畫像。黑白打印的，像素不高，線條粗糙，但能看出是一個中年女性的面孔：圓臉，微胖，短發，眉眼之間有一種讓人說不清的尋常——就是那種丟進人群里絕對找不到的長相。畫像下面標注著特征描述：
“中年女性，身高約155cm—160cm，體態微胖，圓臉，短發，口音偏粵北湘南一帶，會講多種方言，無真實姓名，無準確出生日期，無固定住址。”
代號：梅姨。
我繼續往下翻。第二頁是一張地圖，手繪的，用紅筆標注了若干個地點：廣東、湖南、江西、福建、**、貴州。六個省，用紅線連起來，像一張攤開的網。每個地點旁邊標注著數字，我粗略數了一下，一共十一個。
“涉及跨6省11起**兒童案。”老梁在我身后說，他不知什么時候點了根新煙，煙霧飄過來，嗆得我眼睛有點澀，“涉案兒童均3到6歲，下落大多未明。第一起是2003年，最后一起有據**的是2005年。之后她就消失了。”
“消失了？”我轉過頭，“2005年之后就再也沒有作案？”
“有兩種可能。”老梁靠在窗邊，吐出一口煙，“要么是她收手了，要么是她進化了——作案手段更隱蔽，我們沒能識別出來。”
我繼續翻卷宗。后面的內容讓我越看越心驚：一沓沓受害家庭的報案材料，每一份都厚得像一本書。父母的筆錄、孩子的照片、現場勘查記錄、協查通報、DNA比對申請、尋人啟事剪報……照片上的孩子笑得天真，有的抱著玩具熊，有的騎在爸爸脖子上，有的在生日蛋糕前許愿。而旁邊的文字記錄，字字泣血。
有一份筆錄，是孩子母親的。我掃了幾行：
“我兒子小名叫豆豆，2001年出生，2004年農歷二月初三丟的。那天下午，他在家門口玩，我就進屋倒杯水的工夫，出來人就不見了。我找了三天三夜沒合眼，后來在***看監控，看見一個女人牽著他走了，他居然沒哭沒鬧……那個女人給他買了糖……我兒子最愛吃糖……”
后面字跡模糊了，像是被水浸過。不是水，是淚。
另一份筆錄，是一位父親的：
“我把房子賣了，車也賣了，跑了全國十一個省，花光了所有錢。老婆跟我離了婚，她說看見我就想起孩子，活不下去。我現在住在工地工棚里，白天搬磚，晚上繼續找。我不敢停下來，一停下來就想死。”
還有一份，是精神鑒定報告。一位母親，孩子被拐后三個月，確診為重度抑郁癥，先后**過兩次，都被救了回來。鑒定報告最后一句話是：“建議住院治療。”
但我知道，她沒去住院。她在家里守著，等孩子回來。一等就是六年。
我合上卷宗，手微微發抖。
不是怕。是一種說不清的情緒，像有東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來。我深吸了一口氣，試圖讓自己平靜下來，但那口氣吸進去全是老梁的煙味，嗆得我眼眶發熱。
“看完了？”老梁問。
“看了一部分。”
“什么感覺？”
我想了想，認真地說：“恨。”
老梁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種復雜的東西，像是欣慰，又像是擔憂。他把煙頭在窗臺上捻滅，走回辦公桌前坐下，雙手交叉放在桌上，看著我。
“陸崢，你記住一句話。”他的聲音很平，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進我腦子里，“**案是一條命，**案是毀一個家。有時候，是毀兩個家——被拐孩子的家，和買孩子的家。孩子找不回，父母一輩子活在地獄里；我們抓不到梅姨，這條線就永遠有個窟窿，還會有更多的孩子從這個窟窿里消失。”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更低了些：“我做打拐十一年了，經手的案子不下兩百起。有些案子破了，孩子找回來了，一家人抱在一起哭，那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好的畫面。但更多的案子……破不了。孩子找不回來，父母在絕望里慢慢爛掉，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傾家蕩產，有的直接家庭破碎。而你，作為經辦人，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著。”
“而梅姨，”他指了指那摞卷宗，“是我們手上最大的那個窟窿。”
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檔案室里，把那摞卷宗從頭到尾翻了一遍。
檔案室在大樓的負一層，燈管是老式的日光燈，發出“嗡嗡”的電流聲，光線慘白。空氣里彌漫著紙張發霉的味道，墻角有個***在不停地運轉，水箱里的水滿了又空，空了又滿。
我翻開每一份報案材料，看每一張照片，讀每一份筆錄。我不再是站在外面看的旁觀者，而是把自己扔進去，想象那些父母的絕望、那些孩子的恐懼、那些家庭的分崩離析。
2003年，第一起。廣東惠州，一個四歲男孩在菜市場被帶走。母親在市場里賣菜，孩子就在攤位旁邊玩。一個中年女人來買了幾次菜，每次都給孩子帶零食，混熟了之后，某一天趁母親轉身找零錢的工夫，牽著孩子走了。母親發現孩子不見的時候，手里還攥著那個女人的買菜錢——三塊五毛。
2003年，第二起。湖南郴州，一個五歲男孩在村口失蹤。目擊者看到一個短發女人牽著孩子上了去縣城的班車。司機回憶說，那個女人說孩子是她侄子，帶他去縣城買新衣服。
2004年，第三起、**起、第五起……頻率越來越高，范圍越來越廣。江西贛州、福建龍巖、**桂林、貴州黔東南……梅姨像一只幽靈，在南方各省之間游蕩，每隔幾個月就出現一次，帶走一個孩子，然后消失得無影無蹤。
2005年，第十一起。廣東韶關，一個三歲男孩在自家院子里被帶走。這一次，有鄰居看到了過程：一個女人翻過矮墻，從院子里抱走了孩子，孩子甚至沒來得及哭。鄰居描述的女人體貌特征，和前幾次高度吻合。
從那以后，梅姨就消失了。
五年了，沒有任何有效的線索，沒有任何目擊報告，沒有任何一個下線能說清楚她的真實身份和下落。她就像一滴水落進了大海，徹底融入了人海。
卷宗的最后幾頁，是歷次專項行動的總結報告。每一份報告的結尾都寫著類似的結論：“由于在逃人員反偵察能力極強，未能獲取有效線索，建議繼續布控。”
翻譯**話就是：沒抓到，繼續等。
我把卷宗合上，靠在椅背上，仰頭看著天花板上那盞嗡嗡作響的日光燈。燈管的一端有些發黑，像一根快要燃盡的煙。
老梁不知道什么時候站在了檔案室門口，靠著門框，手里又點了一根煙。
“看完了？”
“看完了。”
“還覺得打拐只是抓壞人？”
我沒說話。
老梁走進來，在我對面坐下，把煙盒推過來。我搖搖頭，不抽煙。他也沒勉強，自己又點了一根。
“陸崢，你知道我為什么把這摞卷宗給你看嗎？”
“想讓我了解案情。”
“不止。”他吐出一口煙，“我是想讓你看清楚，你將要面對的是什么。不是槍戰，不是追車，不是一腳踹開門的那種威風。是漫長的等待、無窮的排查、數不清的死胡同。是一個你追了十幾年可能都追不到的人，是一群你拼了命也未必能找回來的孩子。”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忽然變得很沉：“這活兒，不是人干的。但總得有人干。”
窗外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負一層的檔案室沒有窗戶，我看不到外面的天色，但我能感覺到時間的流逝——日光燈的嗡嗡聲變得格外清晰，***的水箱滿了，發出“嘀嘀”的提示音。
我站起來，把那摞卷宗抱在懷里，走回辦公室。老梁跟在后面，腳步聲在走廊里回蕩。
我打開筆記本，翻到第一頁，在上面重重寫下兩個字：
梅姨。
筆尖劃破紙頁，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跡。
從這一天起，我的人生，和這個藏在陰影里的女人，綁在了一起。
一綁，就是十五年。
二
晚上，我沒有回宿舍。
辦公室的燈亮到深夜。我把白板上的照片和紙條重新整理了一遍，用新的紅線連接，用不同顏色的馬克筆標注。老梁給的卷宗里信息很雜，我需要把它們系統化、條理化。
我把所有已知信息分成三類：
第一類，確定的。梅姨是女性，中等身材，圓臉，短發，口音偏粵北湘南。作案手法：先接近目標，用零食或玩具建立信任，趁監護人不備帶走孩子。轉移方式：公共交通為主，走小路避開卡口。銷贓渠道：有成熟的下線網絡，跨省轉手。
第二類，不確定的。真實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是否有前科、是否有家庭成員、是否有固定住所——全部未知。
第三類，推測的。她不是一個人在作案，背后有一個網絡。她是網絡的核心節點，但不是唯一的節點。她有上線負責物色目標，有下線負責運輸和對接買家。她可能不止一個身份，可能整容過，可能已經逃往境外。
我在白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結構圖。塔尖是梅姨，下面分三層：第一層是核心下線，負責中轉和對接；第二層是外圍人員，負責物色目標和望風；第三層是臨時雇傭人員，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參與**。
這個結構是我根據卷宗里的審訊筆錄推測出來的。歷次行動中，各地警方抓過不少**犯罪嫌疑人，但都是小魚小蝦，最多供出下線，沒有人能說清楚梅姨的真實身份。這說明梅姨的反偵察意識極強，她的網絡是單線聯系的，上下線之間互不知曉，即使下線被抓，也供不出她。
“她在用**的方式做**。”我自言自語。
老梁不知什么時候又出現在門口，手里端著一杯茶，茶葉在杯子里浮浮沉沉。
“還不走？”
“再看一會兒。”
他走進來，把茶杯放在我桌上，看了一眼白板上的金字塔結構圖，點了點頭：“畫得不錯。但你漏了一個關鍵信息。”
“什么？”
“時間窗口。”老梁指著白板上的地圖，“你看，她的作案時間集中在2003到2005年，平均每兩到三個月作案一次。這個頻率說明什么？”
我想了想：“說明她有穩定的銷贓渠道，孩子一到手就能出手。”
“對。而且她不是隨機作案，是有預謀、有選擇的。每次作案之前，她會先踩點，觀察目標家庭的生活規律，跟孩子建立關系，然后選擇最合適的時機下手。這個過程少則幾天，多則幾周。所以她在每個作案地點都會停留一段時間，有落腳點，有生活痕跡。”
“那為什么我們找不到這些落腳點？”
“因為她選的落腳點都是不需要實名登記的地方——小旅館、黑旅社、城中村的出租屋、工地工棚、甚至廢棄房屋。這些地方的經營者要么不查證件，要么本身就是灰色產業鏈的一環。她給現金，不留痕跡，走的時候連床單都帶走。”
我沉默了。這個人太謹慎了，謹慎到幾乎不留下任何可以追蹤的線索。
“但有一個東西她帶不走。”老梁忽然說。
“什么？”
“記憶。”老梁的眼里閃過一絲光，“她在每個地方都會和人打交道——小賣部的老板、早餐攤的攤主、公交車的司機、同住一個旅館的客人。這些人可能記不清她的長相，但能記起一些細節。而這些細節，就是我們拼圖的一塊。”
他走到白板前，從兜里掏出一支筆，在白板的角落寫下一行字：
“耐心。細節。堅持。”
“這是對付梅姨的三件武器。”他轉過身看著我，“別的案子靠運氣、靠技術、靠突擊審訊。但這個案子，只能靠這三個詞。”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老梁，”我忽然問，“你追這個案子多久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把煙頭摁滅。“從2005年開始，五年了。”
“有沒有想過放棄？”
“每天都想。”他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種說不清的苦澀，“但每天早上醒來，還是會來辦公室，還是會翻卷宗，還是會查線索。不是因為我有多偉大，是因為……”他停頓了一下，聲音低了下去，“是因為我見過那些父母的眼睛。你見過一次，就忘不掉。你忘不掉，就放不下。”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全是卷宗里的那些照片和文字：孩子的笑臉、母親的淚水、父親的絕望、破碎的家庭、無解的懸案。
我爬起來，打開臺燈，翻開筆記本，在“梅姨”兩個字下面，寫了一行字：
“總有一天，我要把這兩個字從白板上劃掉。”
不是擦掉。是劃掉。
用結案的方式。
窗外的城市很安靜，遠處有火車經過的汽笛聲，悠長而孤獨。我躺回床上，閉上眼睛，腦子里忽然浮現出一個畫面——
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站在巷口，手里攥著一顆糖，仰頭看著一個陌生的女人。女人伸出手，笑容溫和，說：“跟阿姨走，阿姨帶你去買更多的糖。”
小男孩猶豫了一下，把手伸了出去。
然后，消失在巷子的盡頭。
那個畫面像一根針，扎在我心里，拔不出來。
我翻了個身，把被子蒙在頭上。
明天，才是真正的開始。
三
第二天一早，我到辦公室的時候，老梁已經在抽煙了。
桌上攤著一張全國地圖，上面用圖釘標注了幾十個地點。老梁正在用尺子量距離，嘴里念念有詞。
“早。”我把包放下，湊過去看。
“來得正好。”老梁頭也沒抬，“我昨晚想了一夜，覺得我們之前的思路有問題。”
“什么問題？”
“我們一直在追梅姨的行蹤，但忽略了一個東西——她的行為模式。”老梁用尺子點著地圖上的幾個地點，“你看，2003年第一起在惠州，第二起在郴州，第三起在贛州。這三個地方在地圖上形成一個三角形，都在省界交界處。為什么？”
我想了想：“省界交界處管理薄弱，信息不通暢，跨省追查難度大。”
“對。而且這些地方交通便利，有國道、省道、縣道交織，方便快速轉移。她每次作案后，都會跨省轉移，利用行政管轄的壁壘來逃避追查。2005年之前，各省之間的情報共享機制不完善，她在廣東作案后跑到湖南，廣東警方就追不動了。”
“那現在呢？”
“現在好一些了，全國打拐DNA數據庫建起來了，跨省協查機制也在完善。但她已經消失了五年，這說明她要么收手了，要么換了一種更隱蔽的方式繼續作案。”
老梁從抽屜里拿出一張新的表格，遞給我。上面是近五年全國范圍內未破的**兒童案的匯總，我粗略看了一下，有三十多起。
“這些案子，有些作案手法和梅姨相似，但地點跨度太大，時間間隔也不規律，一直沒被歸到梅姨頭上。”老梁說，“我懷疑她還在作案，只是換了手法。”
“什么手法？”
“更隱蔽，更快速，更少的目擊者。”老梁點了一根新煙，“以前的作案模式是踩點—接近—誘騙—帶走，這個過程需要幾天到幾周，暴露的風險大。現在如果她還在作案，可能用的是‘快進快出’的模式——隨機選擇目標，快速帶走，不等目擊者反應過來就消失了。這種模式更難追蹤。”
我翻看著那三十多起案件的材料，試圖找出規律。大多數案件的描述都很簡略，有的甚至只有一張報案表。但在翻到第七起的時候，我的手指停住了。
“老梁，你看這個。”
那是一起2008年發生在福建三明的案件。一個四歲男孩在集市上失蹤，目擊者說看到一個短發女人牽著孩子匆匆離開。女人的體貌特征——中等身材，微胖，圓臉——和梅姨的畫像有六七分相似。但這起案件的卷宗里標注的是“已并案偵查，未發現明確線索”，沒有被正式歸入梅姨系列。
“三明，2008年。”老梁瞇起眼睛，“距離上次作案已經三年了。”
“如果這起是梅姨做的，說明她2008年還在活動。那2005年到2008年之間的空白期，她在干什么？”
“要么是蟄伏，要么是換了身份和手法，要么……”老梁的臉色沉了下來，“要么是去了別的地方。”
他把地圖上的圖釘重新布置了一下，把近五年未破的案件也標注上去。新的圖釘分布更廣，從廣東、湖南、江西擴展到了福建、**、貴州，甚至有一起來自云南。
“范圍擴大了。”我喃喃道。
“如果這些案子都是梅姨做的，那她的活動范圍已經從6個省擴大到了8個省，涉案數量可能不止11起。”老梁的聲音很沉，“但我們沒有證據，不能貿然并案。冒然并案會讓偵查方向走偏。”
“那我們怎么辦？”
“兩條腿走路。”老梁在紙上畫了兩條線，“第一條，繼續追查梅姨的下落，從她的下線入手，一個接一個地挖。第二條，對近五年未破的案件進行重新梳理，找出可能和梅姨有關的線索，逐步縮小范圍。”
他看著我：“第一條腿，我來走。第二條腿，你來走。”
“我？”
“對。你剛畢業，腦子清楚，沒被這個案子磨掉銳氣。你把那三十多起案件的卷宗全部調出來，一個一個看，一個一個分析，找出和梅姨案可能存在的關聯。這個工作量很大，可能要花幾個月。”
“沒問題。”
“還有一件事。”老梁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照片，遞給我。
照片上是一個中年男人，瘦高個，戴眼鏡，面容斯文，穿著格子襯衫，看起來像個中學老師。照片背面寫著一個名字：黃志強。
“這個人叫黃志強，是梅姨早期的一個下線，2004年在江西被抓，判了十二年。他見過梅姨多次，是唯一一個和梅姨有過長期接觸的落網人員。今年年底他要出獄了。”
“您想等他出獄后找他？”
“我已經找過他了。”老梁的表情有些微妙，“在監獄里。他什么都不肯說，只說了一句——‘你們抓不到她的，她早就不是你們以為的那個人了。’”
“什么意思？”
“不知道。但他這句話我琢磨了五年，一直沒琢磨透。”老梁把照片收回去，“等他出獄后，我會再找他。但在那之前，你先做你的功課。”
那天上午，我去檔案室調取了近五年全國范圍內所有未破的**兒童案的卷宗。檔案室***是個快退休的老頭，姓孫，戴著一副老花鏡，在登記簿上慢吞吞地寫著我的名字和借閱記錄。
“小年輕，看這么多卷宗，眼睛要瞎的。”他頭也不抬地說。
“沒事，我視力好。”
“視力好也沒用。”孫老頭抬起頭，透過老花鏡的上沿看著我，“這些案子，看多了，心里會出問題的。”
我沒說話，抱著那摞卷宗回了辦公室。
接下來的日子，我把自己埋在卷宗堆里。每天早上七點到辦公室，晚上十一二點才回宿舍。老梁說我像一臺復印機，把卷宗里的信息一頁一頁地復制到腦子里。
我在筆記本上建立了一個新的分類系統，把每起案件按照時間、地點、目標特征、作案手法、嫌疑人描述等維度進行分類，試圖找出和梅姨案的共同點。
這個過程枯燥而漫長。三十多起案件，每起案件的卷宗少則幾十頁，多則上百頁，我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一張照片一張照片地比對。有些案件的卷宗字跡潦草，像是在極度疲憊的狀態下寫的；有些案件的現場照片模糊不清，只能看出大概的輪廓；有些案件的證人筆錄前后矛盾，明顯是被記憶扭曲過的。
但正是這些不完美的地方，藏著線索。
一周后，我在三起案件中發現了和梅姨案高度吻合的細節。
第一起，2007年，**賀州。一個五歲男孩在村口失蹤。目擊者描述嫌疑人“中年女性，短發，圓臉，左手食指有疤”——這個細節在之前的梅姨案卷宗里出現過，阿七提到過梅姨左手食指有舊傷疤。
第二起，2008年，福建三明。就是老梁給我看的那起。除了體貌特征吻合外，還有一個細節：嫌疑人給孩子吃了“一種奶糖，白色包裝，上面畫著個小兔子”。而在2004年江西贛州的那起案件中，受害孩子的父親也提到過，孩子被帶走之前，有人給過他“一種白色包裝的兔子奶糖”。
第三起，2009年，貴州黔東南。一個三歲男孩在自家院子里被抱走。作案手法和2005年廣東韶關那起幾乎一模一樣——**入院，趁孩子一個人在院子里的時候抱走，沒有目擊者。唯一的區別是，2009年這起案件發生在白天，而2005年那起發生在傍晚。
我把這三個發現拿給老梁看。他看了很久，臉上的表情從凝重變成了某種我形容不出的東西——像是憤怒，又像是悲哀。
“三年，三起。”他聲音沙啞，“她沒停過。”
“要不要并案？”
“現在并案為時過早，證據鏈不完整。”老梁把那三份材料單獨放好，“但可以作為重點串并案偵查對象。我去跟上級匯報，爭取把這幾起案件的偵查資源整合起來。”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我。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遠處有鴿群飛過，鴿哨的聲音在空氣中回蕩。
“陸崢，”他沒有回頭，“你知道我為什么把這摞卷宗給你嗎？”
“您說過了，讓我了解案情。”
“那是原因之一。”他轉過身，臉上的表情很認真，“還有一個原因——我需要一個沒有被這個案子磨掉心氣的人。我追了五年，說實話，有時候我已經分不清自己是還在追查，還是只是在慣性里打轉。這個案子太大了，太久了，太沉了。它會一點一點地消磨你，讓你變得麻木，讓你覺得反正也抓不到，何必那么拼命。”
他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剛來，還有一股子勁。這股勁，別讓它滅了。”
那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句話：
“三年，三起。她還活著，還在作案。我們沒有時間了。”
窗外，城市的燈火漸漸熄滅。遠處有火車的汽笛聲，悠長而孤獨。
我不知道，這條追緝的路，要走十五年。
但那一刻，我確信一件事——
我一定會抓住她。
不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