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喊我們來上海帶娃，結果不讓住家里，在同小區另一棟樓租了個一居室。鑰匙是兒媳遞過來的，兩根手指捏著鑰匙環，像拎一條不太干凈的抹布。
“一居室，月租四千八，押二付一。下樓左轉走兩分鐘就到我們這棟，方便。”
我和老鄭拖著兩個蛇皮袋，一個裝被褥衣裳，一個裝老家的紅薯粉條和現蒸的饃饃，站在那扇掉了半塊漆的鐵門前，誰也沒張嘴。老鄭拿鑰匙對著鎖孔戳了七八下，手指頭一直在抖，最后還是我接過去才把門擰開的。
屋里一股子霉味。一張鐵架床，一個塑料方凳，窗簾桿上掛了半截發黃的碎花簾子。墻皮鼓起好幾個包，拿指頭一按就簌簌地掉粉。洗手間的水龍頭擰不緊，滴滴答答往下漏。
我把蛇皮袋擱地上，解開扎口的麻繩，紅薯粉條的土腥氣一下子冒出來。
老鄭坐在床沿上，鐵架床吱嘎叫了一聲。他從褲兜里摸出煙盒，抽出一根點上，*了一口：“四千八，在咱鎮上夠租個帶院子的兩層樓了。”
我沒接話。蹲下來把粉條一把一把理出來，數了數，二十六把。來之前我在家磨了三天紅薯，院子里鋪著塑料布曬了兩天粉，腰疼得晚上翻不了身。
饃饃裝了兩大袋，一共四十二個。老鄭凌晨三點起來燒鍋，我揉面，忙到天亮，兩只手腫得跟發面饅頭一樣。
晚上兒子過來吃飯。我煮了一鍋紅薯粉條，放了老家帶的干辣椒和醋，又切了半斤從樓下超市買的豬頭肉。
兒子扒拉了兩筷子粉條，抬頭說：“媽，以后你們做飯的時候多做一份，用保溫飯盒裝好，給詩雨送上去。”
詩雨是兒媳。我問她咋不下來一起吃。
兒子筷子停了一下：“她說你們做飯油煙大，怕嗆著孩子。”
老鄭夾著粉條的手沒停，吸溜吸溜吃著。
我問兒子：“那孩子誰帶？”
“白天你們帶，晚上我下班回去接。周末也是你們。”兒子說完從口袋里掏出個信封，“這是三千塊，你們買菜用。上海菜貴，省著點花。”
老鄭把信封推回去：“不用，我們帶著錢了。”
兒子把信封撂在床上，沒再說話。吃完飯擦了擦嘴，站起來就走了。
鐵門關上的聲音悶沉沉的，像砸在棉花里。
我收拾碗筷的時候看了一眼信封，里面是三十張百元鈔，嶄新的，帶著銀行腰封的那種。
老鄭把最后一口粉條湯喝完，抹了把嘴：“他結婚的時候咱給了十八萬，買房的時候又湊了十二萬。三十萬出去了，這回回三千。”
我說別算了。
老鄭沒再說話，把煙**在塑料凳腿上按滅了。

第二天早上六點半，我和老鄭走去兒子家。
單元門需要刷卡，我們沒卡。站在門口等了十幾分鐘，一個遛狗的阿姨出來，我們才跟著進去。
兒媳開的門。
她穿一件絲綢睡衣，頭發散著，看了一眼老鄭手里的煙盒，說：“爸，煙別帶進來，陽臺上也不能抽。小米粒對二手煙過敏，上次體檢醫生專門叮囑過。”
老鄭說好，把煙盒塞兜里，退到門外。
我進了門，換上兒媳擺在玄關的塑料拖鞋，白色的，鞋底印著“訪客”兩個字。
孫子在客廳的圍欄里坐著，七個月大，胖嘟嘟的，看見我就伸手。我抱起來，他咯咯笑，一股奶香味。
老鄭站在門口探頭看，沒進來。
兒媳從廚房端出一碗米糊，放在茶幾上。
“媽，喂輔食的時候不能加鹽，不能加糖，不能用嘴吹，不能用嘴試溫度。用這個溫度勺，”她從旁邊拿了個勺子遞過來，“勺頭變色了就說明太燙。”
我接過那個勺子，塑料的，粉紅色。
“還有，”兒媳又說，“抱孩子之前要洗手，用這個洗手液。手背手心指縫都要搓到，至少二十秒。”
我說知道了。
兒媳從冰箱里拿出個本子，貼著一張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寫著時間和項目——幾點喂奶，幾點喂輔食，幾點午睡，幾點曬太陽，幾點做撫觸操。
“照這個來，別亂改。上次我同事的婆婆自作主張給孩子喂了蛋黃，過敏了，差點進ICU。”
我說好。
她拎上包出門了，說去公司開會。
我端著米糊，用那個會變色的勺子舀了一勺，試了試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