釘一顆釘子，免得這段關系徹底散架。
宋桂蘭退休前在縣里的衛生院當護士長，當了三十多年。她的職業要求她全年無差錯，她把這種要求從單位帶回家，貼在了丈夫和女兒身上。家里的每一樣東西都有固定位置，拖鞋在鞋柜左邊第二格，遙控器必須橫放在電視柜右上角，何敏君的作業本要按科目從小到大的順序疊好。
“媽，你當年考一中是不是全校第一？”女兒何敏君有一次開玩笑問她。
“那個時候不敢考第二。”宋桂蘭的回答一點都不像開玩笑。
所以何敏君后來能考上省城的大學，宋桂蘭逢人便說“我們家敏君爭氣”。但何敏君總覺得母親表揚的不是她這個人，而是她的成績單。成績單上的數字是可量化的，而她這個人——她的感受、她的恐懼、她那些說不出口的疲憊——是不可量化的，因此不在母親的價值體系內。
何敏君后來學的是社會工作，研究生畢業后進了市婦聯下屬的家庭調解中心。這份工作說起來體面，其實每天面對的都是拳頭和眼淚。她見過被丈夫打斷鼻梁的女人在調解室里哭著求她不要報警，也見過被兒媳鎖在陽臺上的老人一瘸一拐地從背包里拿出皺巴巴的**剩飯。
她以為自己的情緒早已被培訓得分外堅硬，她下意識沿用的正是母親最信奉的那套邏輯——不犯錯，不崩潰。每次被當事人放鴿子、被家屬指著鼻子罵卷宗保密不夠的時候，周圍的實習生都委屈得掉眼淚，她就跟自己說：哭又不能解決問題，哭不解決問題。
但她慢慢發現自己不只是在上班時不哭。她拿自己辦公桌上的刀片試著劃花盆里枯掉的薄荷葉，指腹上的倒刺扎到毛衣纖維里，甩一下心理檔案就過去了。直到某個傍晚她把工作手機和平板都關了機，癱在老式布面沙發上，發現她已經很久沒對任何事產生“喜歡”或“不喜歡”的反應。鄰居家的狗在樓下連叫了三個傍晚她也沒覺得煩，只是挨個給那些半夜失眠的當事人按時回工作微信，像一個被設定了程序的電子鐘。
她自己清楚，她不只是在調解室里被耗光。她是把母親那種“不準出錯”的邏輯內化得太徹底，以至于任何一點多余的